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联合韩国东亚哲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山东孔子学会共同承办。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志东主持开幕式。来自韩国和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河南、浙江、安徽、山西、福建和山东等地和单位的专家学者60多人与会，收到高质量学术论文47篇。安东大学校安秉杰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研究员、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傅永吉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张凤莲处长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会议并做了精彩点评。

张述存院长在致词中强调，儒家思想中丰富的社会道德伦理思想，如义以为上、立己达人、和而不同、身正忠信、选贤使能、民贵君轻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儒学虽然是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但是，儒家最重知行合一，讲究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因此社会儒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阳春白雪的学理研究上，应该更加注重实践力行。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张述存院长的讲话精神和“社会儒学与社会关系”主题，就如下几个议题做了精彩发言并展开热烈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儒家角色伦理与责任伦理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就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进行了比较，认为“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一是“正位”并且“当位”，它们是指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二是“得位”，是指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理解有所不同；三是“设位”，是指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院国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李文娟分析了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她指出，安乐哲所提倡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与挑战，他对个人主义进行批判时经常具体指向“自治的个人主义”，其中诟病的主要是那种自私自利的“经济个人主义”；安乐哲对杜威提出的“关系”理论充满欣赏，因为这可以帮助他挑战那种将人视为不相关联、自由、自治、理性、自利、个体的个人主义；安乐哲将“一多不分”观念运用到儒家角色伦理学的“关系”上，认为它以家庭生活和家庭情感为起点，从而将个人纳入家庭角色和代际关系之中；安乐哲认为儒家角色伦理坚持“关系”的首要性，力图排除终极个体的任何观念，把个人与社群看成互联、互利，不可分割，以从“关系”中寻找更有生命力的社会正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涂可国基于儒墨责任伦理比较视角对墨子责任伦理思想进行了探究。他指出，尽管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十事”，但是正是在阐述诸如此类的核心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墨子阐释并建构了独特而又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并构成了墨子伦理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大多数情况下是默识的、隐言的，需要现代人根据其精神实质或义理结构加以创造性解读。有时则是明言的，也就是直接采用“任”“务”“事”“义”“责”等相关、相近的范畴给予表示。他尝试把墨子责任伦理思想纳入责任的意义、责任的特征、责任的主体和责任的内容的逻辑框架之中，分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贵义”的道德责任价值取向，二是注重功利追求的责任伦理特征，三是以圣贤责任为中心的责任主体取向，四是以自强、先民、利天下为基本内容的责任结构。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哲学系姚春鹏探讨了儒家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他认为，儒家责任伦理的形成不仅具有历史的原因还有着深刻的中国传统元气论哲学的本体论根据。儒家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包括对天地万物的普遍的责任伦理。儒家责任伦理又具有时变性的特征，因而使道德责任的实践具有可能性。儒家责任伦理除了要求伦理主体对伦理责任的认同外，还认为伦理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能力条件，才能实践自己的伦理责任。鉴于当今责任伦理缺失导致的家庭道德沦丧，他认为儒家责任伦理能够起到积极的矫治作用。

二、儒家社会伦理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针对学界将伦理与道德不分的现象指出，道德是根据必然的善恶标准而获得的行为准则，用以规范人们的个体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伦理是一种自然法则，是有关人类关系的人伦秩序；伦理一般是用在以血缘为基础关系上，而道德一般是用在人的德性修养上；“伦”是社会之道，道德是伦理的现实化，据此转化为个人道德品质，又称为“德性”。安徽大学哲学系王国良在所提交的《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简论》一文中指出，先秦儒家除了强调家庭血缘伦理、亲情伦理之外，还大量论述了人人都应该遵循的社会道德伦理，如义以为上、立己达人、和而不同等等。这些社会道德伦理不仅适用于“熟人社会”，对当代“陌生人社会”也具有有效规范的价值。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汪霏霏对儒家“勤”“节”“恕”“直”“恭”“敬”几个基本道德规范做了深度剖析。她认为可以根据重要性把儒家道德规范分为核心道德规范、基本道德规范和普通道德规范三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指出，儒家对政治制度伦理基础的阐发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论的基本立场，它认为制度源自人性，或者说人性或德性是某些制度或人道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仁政（“不忍人之心”），而孟子为儒家人道理论确定了基调，便是率性自然。二是以荀子为代表主张礼法制度源自圣王，出于圣人的创造。孟荀儒家阐发的制度建构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民众，甚至也不是为了君主，安治天下、保存政体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终极目的。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宏敏认为“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最基础的问题，可谓中华文明的“基点”“基因”；它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儒家的“天人合德”，第二种是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第三种是儒学（教）“天人感应”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赵迎芳讲，罗从彦理学有三个核心命题，一个是尽心知性，一个是躬行尽性，再一个是知其所止，这三个命题相互衔接，彰显了罗氏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面貌。

三、儒家礼德思想

许多学者重视儒家礼学的思考。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在《论<孔子礼食箴言>》文章中指出，齐鲁膳艺餐饮研究院编著的《孔子礼食箴言》是探讨饮食礼仪的一本专著，有以下几个要点：自古饮食重礼，探索礼食渊源；饮食是门科学，吃喝要讲营养；孔子重视礼食，饮食依礼而行；孔子祭祀致斋，食必洁礼必恭；孔裔继承祖德，饮食意同演礼；饮食体现道德，礼食提升道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提出礼教是社会儒学的实践途径观点。他说，六艺之教是中国文化的全部，是囊括一切学术思想的总纲，而其中的礼教则最为急迫。礼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名分定位体系，是具有威严的法律体系，是人神沟通的宗教性体系，所有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以礼为准绳，故而礼教可以对社会各方面发挥整合作用，发挥治国理民的功能。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且高于俗。历代为政者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强调以礼乐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觉遵循礼制的约束，“化民成俗”成为官吏治理社会的目标。礼教在历史上就是一种社会儒学，是儒学社会实践的基本途径。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梁宗华认为“和为贵”体现了儒家之“礼”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她说，儒家之“礼”的目的是维持社会各阶层、各种关系的协调和谐，礼的规范使得社会、自然整体关系达致和谐有序，可以说“礼”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说成功落实的层面；而“仁”是儒家学者世代努力要贯彻到政治、社会实践之中去的，实践层面的成效相对于“礼”而微，仁学的发展突破更在理论层面。齐鲁膳艺餐饮研究院袁澍就当代衢州孔氏家庙祭典模式作了探讨，她指出，“衢州三祭”和“今礼祭典”社会效应良好，社会化、国际化、人本化和现代化是衢州孔庙祭典的显著特征。

四、儒家家庭伦理

山东神学院王希成分析了儒家孝道对中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儒家孝道与基督教圣经孝训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在基督教进一步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儒家孝道为其提供了土壤，帮助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个对接点、落脚点，为其落地生根、融入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红霞以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为中心比较了《列女图》与《列女传》显现的女德观的同异性，认为顾恺之《列女仁智图》的选题只截取了刘向《列女传》女德中的“仁智”部分，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中的女子均体态轻盈、婀娜多姿，给人以美的感受；而刘向把“好德”与“好色”对立起来，含有美女误国、丑女兴邦之义；魏晋时期的女德观由“德”向“才”和“色”转变，一方面是由于魏晋时期是一个王朝更迭的动荡时代，避祸保身居于首位，仁智的女子见微识远，既明且哲，可以保其身、保其家，这恰恰是那个时代的男子所渴慕的女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魏晋时代是一个放达的时代，不复为礼教之制所囿，因“德”的没落而被“色”取代。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伟就《国语》中的家族伦理思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两周时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语》中的家族伦理思想实际上可以用“尊尊、亲亲”来概括，“尊尊”强调不同辈分之间的关系，“亲亲”则重在体现兄弟之间的孝悌与亲情；在《国语》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具有传递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功能，其成员之间确立了牢固的依赖、教育与扶助关系，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孝”“礼”、家教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伦理观念。

五、儒家信和伦理

厦门大学国学院王玲莉从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的建构角度阐释了孔子的“信”论及其现代价值。她指出，“信”是孔子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在孔子看来，信是立人之本、交友之道、为政之要，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一个社会的健全发展离不开人格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孔子有关信的论述对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际信任、推动社会和谐有重要借鉴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佟金丹对“和”做了类型学分析。她认为，先秦和谐哲学思想内涵丰富，以儒家为主的先秦诸子百家从不同层面开创性地提出了与“和谐”有关的和谐、和合、和同以及乐和、政和、心和、中和等一序列范畴和类型，并做了奠基性的解释。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李玲围绕济南灵岩寺古建筑群的和谐理念进行了探析，强调灵岩寺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选址、空间布局以及形制，映射了中国古代文化特定的“天人合一”思想、社会等级观念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佛教意蕴，这三者分别代表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理想和现实的和谐。

孔子研究院齐金江给我们分享了他有关《左传》“让之谓懿德”与社会和谐之“初心”的见解。他说，《左传?昭公十年》提出了“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论断，其中，“让”不仅是“德之主”，还是“礼之主”，甚至是“德之基”；《左传》中作为“懿德”的重要范畴的“让”，与儒家其他经典中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关系的观念息息相关、一以贯之，并逐步衍化为社会关系和合协调、生生不息的“初心”。

六、儒家人学思想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刘云超阐发了生命儒学的多重维度及其现实意义。他认为，儒学在本质上不只是强调修养工夫的心性儒学、道德儒学，更不只是强调治国理政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文化儒学，而是从根基处来自儒家的生命关怀，来自《周易》经典命题“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从而展现为多重生命情调的生命儒学；以“生生”理念为核心的生命儒学具有多重向度，既体现了生命之乐、生命之美、生命之德，又凸显了生命之度、生命之和，它对于当今人类生命的安顿、护持、康健不无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林桂榛剖析了儒家思想与人权观念的交汇问题。他指出，权利实可分为两种：一是不受侵犯、干扰、妨碍的权利，即不受非正当之“干预”的权利，此一般又表述为“自由权”；二是获得救济、援助、福利的权利，此一般可表述为“生存权”，即一般或基本福利的保障权。从人权所有者的角度，前者是“无伤害权”，后者是“获救助权”，“无害”指向的是消极的不行动，“获助”指向的是积极的有行动。先秦儒家重视天地间的人世与人道，在伦理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仁道、人权思想，提出了生命权主张、生存权主张、社会公平主张、民主政府主张和自由意志主张。儒家思想与人权观念、人权标准不是相互对立或否定的关系，反而两者有着相通或相同的伦理内涵、伦理指向。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陶武对戴震的自然、必然、本然人性论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讲道，中国传统人性论根据主旨不同大体可以分为自然人性论和德性人性论，前者主要指自然无为的老庄道家，后者则以提倡仁爱德性的孔孟儒家为代表，戴震创造性地提出自然、必然、本然概念以阐述自己的人性主张；惟有戴震真正自觉而又全面地运用它们，不管是三词连缀，还是两词对举，都凸显戴震人性论说贯穿古今、融汇百家的丰富内涵，展现出传承性、批判性和平民性的理论品质，由此戴震不仅终结了程朱理学人性论，而且也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说的集大成者。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郑艳和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志伟就人情文化及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作了阐发。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人情文化是基于人际关系的一种资源互动，也是民族精神一种表述途径，其与根植于此的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学者历来重视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儒家以五伦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己—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框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从而把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以己为中心向外扩散，使得这种在家庭范围内的伦理人情向整个社会泛化，进而使每个人的人情关系网在整个社会建立起来，“亲情”也就成了“人情”。

山东社会科学院郭萍在“儒家自由观念在当代的新开展”的发言中强调，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都无法直接通过西方自由主义和传统儒学得到恰当表达，由此有必要立足现代生活方式继承转化传统儒学，对现代自由问题提供一种儒学的新言说；其基本内容应当是由现代性生活推出现代社会主体——个体，由此决定现代自由根本在于个体自由，也即在形下层面集中体现为个体政治自由，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个体的良知自由，这既不同于传统儒学前现代的自由观念，也将克服西方以理性为根本依据的个体自由所带来的弊端。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梅良勇、金笑笑分析了孟子的是非观。他们认为，孔子强调“仁”与“知”的统一，此后，思孟学派在作为儒家正统的同时，将儒家的“仁”学置于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的“知”学之上；孟子推崇孔子的是非观，但又对孔子的是非观进行了改造，孔子仁、智并举，知识论上提出了“生知”“学知”的区别，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知”的理解，论及了关乎真的“是非之心”；通过对《孟子》中“是非”论述的梳理，发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对四端说的论述，另外是一些回答句的判断词——作为答复语的“是非”。

七、儒家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石永之对“二千年之荀学”论断进行了辨析。他指出，谭嗣同的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与康有为颇有渊源，正是康有为引发了清末戊戌维新前后对荀学的两种绝然不同极具张力的评价，无论是“排荀”的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还是“尊荀”的章太炎，他们的主张都和康有为的思想有某种关系。厦门大学哲学系于淼立足于道德语言的分类与运行解释了荀子的名学。她认为，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传统儒家以家庭为基础的、适用于传统小型社区的人伦理念和以五伦为基础的层层递进式的亲缘伦理推演模式亟待发展；理应以道德语言的规约性为主干探讨荀子名学，提炼荀子名学理论中的规约性与相对应的道德领域，再把提炼荀子名学中的道德语言进行更符合现代语言伦理意义的划分。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张进探究了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宗教意蕴与现代价值。他指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蓝图，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其“同”，一是指共同的生活圈子，所谓畴帐所覆为同，其本意无疑是指同顶一个帐篷的人为同，其实质即是喻指居住在一起的人为“同”，一是有饭同吃、有事共议；大同思想表达了人类追求幸福、和平美好的愿望， “天下为公”既是“天道”也是人类“大道”；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努力是每一个儒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体现着神圣性的“天道”，是天经地义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宗教意蕴。

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讨论了朱熹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问题。他认为，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关注“身心的修炼”（即“哲学的修炼”）、倡导自由的精神、重视学统的承传是朱子书院教化的灵魂。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明从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文本中揭示纲常儒教，认为朱子对纲常儒教教理的系统总结与提升运用深思熟虑而影响深远，可以立足于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辅以《沧洲精舍谕学者》《童蒙须知》《程董学则》《小学》等文献，来观摩体认纲常儒教的核心内容与修习次第。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瑞涛以张履祥《近古录》为中心分析了明代儒士的“君子人格”。他指出，“君子”为儒家学者的人格理想，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至真纯粹境界和移风化俗之效能；在呈现出人格理想多元化色彩的明末清初时代，士大夫中既有恪守儒家行为准则的道德实践者，又有言不由衷的假道学和不管廉耻者，为此一部分心系家国天下的儒学家自觉梳理历代儒学名贤的嘉言懿行，以昭彰圣贤君子的道德气象，希图扭转士风时弊；其中，蕺山后学弟子张履祥编纂辑录《近古录》，宣扬君子德风，以有裨于世道人心，从中亦可窥探明代儒士的君子人格。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积春认为，清代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实现长治，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清朝最终选择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并适应时代的要求对其加以改造创新，在实现儒学政治化、制度化的同时推动了儒学的民间化进程。清代儒学的社会化是伴随着清朝政权合法性论证、统治者推动的儒学民间教化、民间大儒与朝廷儒官的儒学重构运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文化自觉与儒学政治地位的逐步确立等四个过程完成的。从清初的儒学社会化进程中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一是儒学社会化是一个系统的、多方位的社会运动过程，并非仅仅依赖民间或政府，今天在儒学社会化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政治动员、社会治理，以及知识儒学、民间儒学之间的密切配合、有效整合、协调统一和系统创新；二是知识界的儒学创新与统治者的儒学推重并行不悖，不可厚此薄彼，今天知识界要反对坐而论道或隔岸观火态度，而应当置身于政治治理、制度创新、社会变革、生态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三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必须紧紧依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创新转化形成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理论体系、话语权以及经典著作，以此为基础方能与强势的外来文化抗衡、对话、交流。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车振华依托《聊斋俚曲》探讨了当时下层社会的儒家道德教化。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以说唱文学等通俗的文艺形式对下层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传统，蒲松龄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危机感，改编《聊斋志异》的故事而为《聊斋俚曲》，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对孝、悌等儒家道德原则做了生动的阐释，为清末民初兴起的改编戏剧、小说以期改良社会风气的的热潮开了先河。

八、儒学重建与社会儒学发展

关于儒学重建与社会儒学发展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向平、张晓艺阐发了当代中国儒教复兴的实践类型及其内在逻辑，认为当代中国儒教复兴可以从宏观思想转向、中观理论构想、微观具体实践三个角度予以回顾，支持基于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社会的思想转向，大陆新儒家们主要从政治儒学、公民宗教、儒教文教化、社会儒学等方面展开理论构想，儒教组织与乡村儒学实验等儒学复兴实践相继应运而生；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儒学复兴实践路径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不同儒学复兴路径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公众，独善其身，由此印证了权力关系决定信仰的模式、儒教表达受权力形塑的文化特色。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傅永吉在“儒学现代转型与复兴的路径选择”的发言中指出，因应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自发地向现代形态演化的儒学现代转型与复兴，表现为自然的历史过程，然而，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工程中，大智慧者群体以对儒家所代表的人之族类之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洞悉为凭依所追求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转化、诠释，方构成儒学现代转型的核心内涵，且更具根本意义，重视“再造儒林”“整合资源”“回归日用”三大维度并悉心建构，或可视为儒学现代与复兴之基本路径。

安徽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陶清认为，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应当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

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马冉冉从社会儒学的视角解析了杜维明儒学，指出，作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杜维明颇为关注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杜维明对社会儒学的思考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接纳政治自由主义；第二，阐述社会儒学得以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三，指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目标是走向全球的社会儒学。

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柳河东强调，社会儒学的建构有助于促进当代儒学与现代社会系统接融，为此他就社会儒学建构的时代背景和意义、理论定位、组织保障、实施主体、与现代社会的系统接融而有所作为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与探析。他指出，传统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将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创新发展，社会儒学建构、儒家社会组织发展亦会得到有力支撑；可以将社会儒学进行两个方面的定位：广义社会儒学与狭义社会儒学，广义社会儒学即儒学体系，儒学总体上可称为社会儒学，狭义社会儒学是与文化儒学、政治儒学、经济儒学相对应，以社会力量为主导，以社会教育、教化、服务为手段，以促进社会治理、增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与时俱进的、开创中的的社会儒学与文化儒学、政治儒学、经济儒学构成当代儒学四位一体的和合共生关系。

九、儒家社会文化

枣庄传统文化研究会王洪铁指明新乡贤文化是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的重要方式。他说，儒学是关注现实、与时推移之学，儒学自始便是与社会双向互动之学；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东亚精神的象征，涵盖着哲学、管理、人伦等政治、教育诸多领域，其中“民本”“重义”“贵和”“中庸”最为精粹；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如何开展的应急之策、长远之策、重要方式是构建“新乡贤文化”。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闫娜探讨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儒家文化旅游创新发展问题。她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炎黄子孙乃至世界人民而言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是现代商业社会下人们寻求返璞归真欲求的精神沃土，山东尤其应该发挥儒家文化旅游业的独特作用，主动作为，先动先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率先实现“互联互通，旅游先通”目标并成为战略示范。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徐建勇强调，应当大力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以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他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主要源泉；要进一步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就必须加强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心怀“修齐治平”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本着“学聚问辩宽居仁行”的儒家古训，砥砺学问，涵养性情。虽然时时出现激烈思想交锋，然而被驳者不以为忤，闻过则喜，反驳者也不卑不亢，不慢不伐，体现出一场学术讨论会所应该具有的自由、包容、多元气象。本次研讨会在关于社会儒学的概念界定、社会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与发展、儒家伦理及其现实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必将对儒学的学理研究和社会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对社会儒学新形态的建构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文华）

责任编辑：潘瑞瑾